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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广信:粤语发源地  

2013-11-26 21:3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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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罗康宁《广信:粤语发源地》

◎罗康宁

广信:粤语发源地 - 罗康宁 - 罗康宁的博客
 

语言的发展是不断整合又不断分化的过程。粤语的形成正是如此,对于当地土著和移民的各种语言是一次整合,不经整合就不能形成共时的结构系统;而对于整个汉语来说则是一次分化,不经分化就不能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而纵观粤语形成的过程,是整合先于分化的,其整合始于东汉时代的广信,即今天的封开和梧州部分地区。因此,广信是粤语发源地。

一、广信是汉代岭南儒家经学中心,经学的载体雅言在此整合移民和土著的语言,形成粤语。

汉武帝时期,在贺江、漓江与西江交汇处设置广信县,并以广信为苍梧郡和交趾刺史部(后改为交州)治所,又在广信设置铁官和盐官,发展冶炼和盐业。同时,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远航东南亚和印度半岛,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广信成为中原通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枢纽。“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1]当时“独尊儒术”,传入岭南的中原学术思想主要是儒家经学。由于广信城原来的规模并不大,汉族移民的人数超过了原住民,因此成为儒家经学的传播中心。从西汉末年起,经学家陈钦、陈元等在广信著书立说,客授生徒。广信学者牟子用儒、道思想阐释佛教,开“三教合一”之先河,亦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经学的传播。东汉末年,广信经学家士燮“董督七郡”,“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2]。他们设坛讲学,传经弘道,培养人才。如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冠弱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3]北海郡人刘熙,“博览多识,名重一时。荐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直至“卒于交州(今封开)”[4]。刘熙的学生薛综曾经上疏,指出岭南“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主张“建立学校,导之经义”[5]。说明他们传播经学不仅用以教化当地越人,而且通过经学来传播汉语。及至南朝,颍川郡人陈法念迁至泷州(今罗定),“以孝义教化溪峒,所至镇俗戢奸,盗贼屏息。”[6]北燕皇族后人冯融任罗州(今化州)刺史,“以礼义威信镇于俗”,“自是溪峒之间,乐樵苏而不罗锋镝者数十年。”[7]这些史实说明,儒家经学得到越人的接受,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凭借文化实体的传播而传播。儒家经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以雅言为载体。孔子用雅言来讲学,并强调“诗书执礼”都要用雅言。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尔雅》,就是最早解释雅言词义的著作。雅言最初是周朝的官方用语,通过经学这个文化实体的传播而逐步成为社会各界交际的共同语,音韵学家郑张尚芳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普通话’”,并指出:“孔夫子比东汉早五百年,但上古音变化慢,音韵体系相差还不太大。”[8]东汉时代广信士人传播经学,所使用的当然是雅言。没有文字的越人在学习经学及其他汉文化时,也就学习了雅言。百越各部落的语言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汉族移民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也不统一,具有优势的雅言便约定俗成成为他们的交际语言。雅言便通过经学的传播逐步普及开来,并从“诗书执礼”扩展到汉越民众日常语言交际,形成双语现象:在部落内说百越语,对外交际时说雅言,但已经不是纯正的雅言,在语音、语序上都留有百越语的色彩,也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随着广信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带有百越语色彩的雅言逐步整合当地百越部落和汉族移民的语言,成为汉越民族的通用语,这就是早期的粤语。

从“五胡乱华”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其语言对那里的汉语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儒家经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其载体雅言也就逐渐失落。随着中原汉语发生裂变,而已经初步定型的粤语拒绝这种裂变,两者开始分化。

二、封开粤语保存着两汉时代的古音韵系列,见证广信是雅言传播地和粤语发源地。

今封开县由原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而成,境内粤语也分为两片。南片粤语通行于原封川县地域,以罗董话为标准音;北片粤语通行于原开建县地域,以南丰话为标准音。封开境内粤语分为南北两片。两片语音各有特点,但都保存着不少古音韵系列,综述如下:

1.南片古“帮”、“並”、“端”、“定”、“见”、“群”母字均发全浊音,其中古“帮”、“並”两母发为b,古“端”、“定”两母发为d,古“见”、“群”两母发为g。

“並”、“定”、“群”母字发全浊音,是《切韵》全浊声母的遗存;而 “帮”、“端”、“见”母字在《切韵》中发全清音,封开南片粤语则发全浊音,这种对应情况在汉语方言中更为罕见,值得深入探讨。今天的普通话和广州话都没有全浊声母,音韵学称之为“全浊清化”。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指出:“汉语北部方言的全浊声母清化,除了自身的演变规律起作用外,与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影响有关。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分属蒙古语族或满——通古斯语族。这两个语族诸语言的辅音音位中,塞音、塞擦音都是清不送气与清送气对立,缺少浊音;擦音一般也是有清无浊。我们知道,母语的发音习惯是很顽强的。人们自发学习另一种语言时,对于母语中没有的音,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近似的音代替,或者干脆取消。操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人转操汉语时,很容易把並母和帮母、从母和精母、邪母和心母等合并为一个音。这样,中古的全浊声母就在这些人的口语中合并到清音中去了。因为他们人数不少,是统治民族,长期与汉人杂居,汉人也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发音也会影响汉人,因此北方汉语,包括汉人和内迁的少数民族说的汉语,中古以后全浊声母就清化了。”[9]据此分析,晋朝之前的雅言,由于未经历“五胡乱华”后游牧民族语言冲击,全浊音应比《切韵》所记录的隋初汉语音系发达,可能有“帮”与“並”、“端”与“定”、“见”与“群”合流的情况。与封开比较接近的北流江流域以及鉴江流域的化州,其粤语也有全浊音b、d,但并非来自古全浊音“並”、“定”母字而来自古清音“帮”、“端”母字,由此可推断其“帮”与“並”、“端”与“定”曾经合流,“並”、“定”母演变为相应的清音,“帮”、“端”母则保持全浊。所以,封开南片粤语“帮”、“端”、“见”母与“並”、“定”、“群”母同发为全浊音,是晋朝之前雅言音系的保存。

2.北片古“非”组部分字读为“帮”组,例如“父”读如“部”,“佛”读如“拔”,保存上古“轻唇归重唇”的特点。

清代学者钱大昕根据上古文字材料中重唇音和轻唇音相通,因而得出结论:“凡轻唇之音,古皆读为重唇。”[10]即《切韵》中的“非、敷、奉、微”一组字在上古均读重唇的“帮、滂、並、明”。封开北片粤语“非、敷、奉、微”部分字发双唇音,保存上古音的特点。而在包括广州话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粤语中,除古“微”母字读如“明”母之外,“非”、“敷”、“奉”母字都发轻唇音即唇齿音。因此,封开北片粤语系统保存“轻唇归重唇”在粤语乃至全国汉语方言十分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佛”字。东汉广信人牟子做《理惑论》时,首先将该字音译梵语buddha(觉者),沿用至今,成为唯一可以直接查证的语音资料。“佛”在《切韵》为奉母,臻摄合口三等韵,入声;而东汉时代“轻唇归重唇”,奉母字读如定母,所以当时“佛”读为bat,与梵文读音基本一致。今封开北片粤语读为pat(音“拔”),保存着东汉雅言“轻唇归重唇”的特点和塞音韵尾,只是全浊塞音b转化为相应的清音p。从这个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开粤语如何保存着1800年前的东汉古音,堪称奇迹。

3.北片古“知”组部分字读为“端”组,例如“知”读如“低”,“朝”读如“刀”,保存上古“舌上归舌头”的特点。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11]封开北片粤语“知”组发舌尖音的虽然是部分字,但涵盖该组各个声母,比较系统地保存上古音这一特点。在包括广州话在内的其他地区粤语中,“知”组字仅有极个别如“啄”发舌尖音,其余都 “与照、穿、床无别”,发平舌音或舌叶音。

4.两片的尖团音都分得很清楚。其中南片尖音(“精”组细音)字发舌尖音,团音(“见”组细音)字发舌根音;北片尖音(“精”组细音)字发平舌音,团音(“见”组细音)字发舌根音。

分清尖团音,团音(“见”组细音)字发舌根音,这是粤语的普遍特点,是《切韵》音系的存留。但尖音(“精”组细音)字在各地粤语读法有所不同:封开北片和广州一带发平舌音(或舌叶音);封开南片却发为舌尖音,其中“精”、“清”母字发舌尖塞音,“从”、“心”、“邪”三母字发舌尖边擦音,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北流江流域、潭江流域以及南海沙头、化州、怀集下坊片。《封开县志》方言篇作者邵宜认为:“精组读t应是粤语早期痕迹的存留”,从、心、邪三母读为边擦音“是早期粤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的产物”[12]。由此推断,南江流域、鉴江流域(除化州)及漠阳江流域的粤语“精”、“清”、“从”、“邪”发平舌音(或舌叶音),“心”母发舌尖边擦音,应是广信的早期粤语扩散并演变的结果。

5.两片都有一整套塞音韵尾,包括双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同时都有相应的一整套鼻音韵尾,两者整齐对应。

这是粤语的普遍特点。塞音韵尾是构成入声的基本因素,古汉语有塞音韵尾,因而有入声,构成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形成“抑扬顿挫”之美。《切韵》音系有唇、舌、牙各部位的塞音韵尾,唐朝后期形成的正音只有一个喉塞音韵尾,金元之后塞音韵尾脱落,入声也就分化为平、上、去三声,导致“抑扬顿挫”美感之缺失。封开及其他地区粤语的塞音韵尾系统与《切韵》及其以前音系基本一致,所以完整保存古入声系列。

上述分析可见,封开粤语所保存的一系列古音韵,尽管它们在中原消失的年代有先有后,但可以肯定它们在两汉时代曾经存在于一个语言共时系统,是汉代雅言整合广信移民和土著语言而形成粤语的见证。方言学家李如龙指出:“同一个区的方言,中心区变得慢,边缘地带变得快,外地的方言岛变得更快。”[13]据此规律,封开粤语完整保存古音韵系列,说明这里当时属于粤语中心区,所以变化慢;而其他地区当时属于边缘地带,所以变化相对较快,上述古音韵在封开粤语中完整保存,在其他地区粤语中就变得不完整甚至失落了。

三、广信是粤语区的原点与圆心,粤语由此沿西江传播到广州,形成以西关音为正宗的广州话。

由于粤语传承雅言的基本因素,承载汉朝独尊的儒家经学文化,因此从其形成之时起就具有强势;由于粤语发源于支流密集的西江要冲广信,流通于自古依水而居的越人部落,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水文化”特性,凭借西江水系而不断扩展,或沿江向东,或溯江向西,或溯南江、北流江等支流向南。广信成为整个粤语区的原点与圆心。

建安末期,东吴任命的交州刺史步骘重修南越国覆灭时毁于兵燹番禺城,并将将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今广州),沿江向东便成为粤语传播的主线。“五胡乱华”之后,大量中原汉人沿湘桂通道进入西江中游,其中有一批来自颍川郡的陈氏族人,包括苍梧(今梧州)陈坦,康州(今德庆)陈预,勤州(今云浮富林)陈君页,泷州(今罗定)陈法念,高要陈文彻、陈文戒兄弟等,他们首先将自己异化为越人,在越人中传播儒家孝义之道,逐步树立威信,成为部落首领,有些人还被敕封为地方官。鉴于陈氏族人的威望与影响,西江中部不少越人纷纷改姓陈,从而形成了融合汉越、雄踞一方的势力。晋朝在高要郡(今肇庆)设置西江都护,梁、陈两朝在高要郡设置广州都督府(“广府”因此而得名),高要便崛起成为珠江重镇,也就成为广信之后的粤语中心。

汉朝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后,由广信“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14]便成为一条连结海内外的通道。南梁时,陈法念移居泷州,大力推行“孝义教化”,成为越人首领并任泷州、新州(今新兴)等地剌史,南江成为传播儒家经学的黄金水道,也就成为传播粤语的一条黄金水道;其子陈佛智任罗州(今化州)剌史,使经学及粤语从南江“穿群山”传播到鉴江之滨。继任的冯融“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为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墟,弦诵日闻。”[15]被誉为“岭南圣母”的冼夫人,更是不遗余力地传播儒家经学,以此推动汉越民族和合和文化融合。作为“部落十余万家”的南越首领,她“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16]。与冯融之子、髙凉(今高州良德)太守冯宝成亲后,她“诫约本宗,使从民礼”;“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17]。冼夫人经历梁、陈、隋三朝,治理鉴江流域达六十载,逐步实现汉越文化融合,也就实现汉越语言融合,粤语从此通行于鉴江流域。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粤语的中心。众所周知,广州的“原点”和城市中心在人民公园至城隍庙一带,南越王宫和历代州郡治所均设于此,然而,广州话以西关音为正宗。原因何在?回顾历史,便可知道,广州自古就是得天独厚的内外贸易港口,及至隋唐,更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和国际大都市。而当时广州两大内港都在城西:一个是光塔码头,在今光塔街附近,是外国商船停靠的口岸,码头周围是外国商旅云集的“蕃坊”。另一个是兰湖码头,在今流花湖附近,是广州最早的内河码头。兰湖是古代广州第一大湖,湖区范围东起双井街象岗脚,西至洗马桥(司马桥),南止于西山,北到唐代回教先贤墓,积水面积近一平方公里。从兰湖流出的驷马涌向西注入珠江,由西江及北江进入广州的船只,通过此涌进入兰湖,停靠于兰湖码头。在大庾岭道开凿之前,西江及其支流贺江、漓江是广州连接中原的主要通道,因此停靠兰湖码头的船只也主要来自西江。码头附近建有津亭,是专门用于接官的地方。津亭周围景色优美,吸引过不少文人到此游览吟咏。此外,广州的寺院也集中在城西。随着广州经济文化地位的迅速提升,来往商贾、旅客及移民与日俱增,兰湖码头一带成为居民密集的商业区,通行于西江中游和南江流域的粤语迅速传入,在此与各地语言交汇融合,形成广州话。明朝以后,兰湖淤积,码头废弃,直至上世纪50年代才于原址再造流花湖。原来的商业区则随着珠江北岸线南移而转到荔枝湾附近。由此可见,广州话形成于西关,而西关话来自西江,源于封开。

 

注释:

[1]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书林》第一卷第三期。

[2]《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

[3]道光《广东通志》卷四。

[4]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七。

[5]《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

[6]民国《罗定县志》。

[7]《广东通志》列传一《冯融传》。

[8]《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访音韵学家郑张尚芳》,《光明日报》2006.12.26.

[9]陈其光:《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1999.1.21~26。

[10][1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12]邵宜:《封开县的方言》,《汉语方言论文集》,现代教育出版社,香港,1997年。

[13]李如龙:《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4.

[14]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3. 33页。

[15]《广东通志》列传一《冯融传》。

[16][17]《隋书》卷八十,列传第四十五《谯国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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