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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粤语通俗谈:粤语与客家话  

2013-11-26 21:38: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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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康宁

话说粤语之四:粤语与客家话 - 罗康宁 - 罗康宁的博客

   

粤语与客家话,是广东境内最重要的两种方言,因为这两种方言的中心与主要分布地域都在广东,而且关系最为密切。据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对基本词汇的统计﹐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语跟客家话的基本词汇最相似。本文将粤语与客家话进行对照,分析其关系及异同。

一、从汉民族共同语的演变谈起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民族民系众多的大国,“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历代皇朝为了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都制定本朝的“官话”(官方语言),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使之成为共同语。音韵学家郑张尚芳指出:“‘官话’就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是教学读书唱诵用语。先秦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话。”

雅言形成于西周,以其国都王畿一带的“夏语”为基础。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雅言成为各诸侯国之间往来的官方语言,如果官员不会说或者说不好雅言,出使时就必须带会讲标准雅言的“象胥”(翻译)。《论语》说: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雅言也就逐步成为儒家学说的载体,随着儒学的传播而推广,成为社会各界交际的共同语。

秦灭六国之后,“焚书坑儒”,作为儒家学说载体的雅言也就失去了共同语的地位。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雅言的地位才得以恢复。

东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隋书》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后魏统治者是鲜卑人,这里的“夷语”就是鲜卑语,它后来逐渐融入中原汉语,中原汉语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大批士人南迁,将雅言传播于金陵(南京)一带,称为“士音”。隋初,一批学者经过讨论,由陆法言执笔,根据南方士大夫颜之推、萧该所承用雅言、书音,折衷南北的异同,编著成音韵学著作《切韵》。音韵学家周祖谟指出:“切韵的音系是严整的,是有实际的雅言和字书的音读做依据的。”与两汉雅言相比较,除“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已经消失之外,两汉雅言的其他特点,包括严格区分尖团音,有一整套全浊音声母,有唇、舌、牙三个部位的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等,都完整保存。

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对中原一带的汉语带来新一轮的冲击。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其官方语言以开封至洛阳一带的语音为标准,称为“正音”。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官方用语依然是中原正音。与雅言相比较,正音的最大变化是:全浊声母清化,塞音韵尾归并和弱化。

1279年,南宋与蒙古军队在广东新会崖门海域展开最后的决战,南宋全军覆没。古诗云:“崖山之后无中华”,也就不再有汉民族共同语。直至明初,乐韶凤等修《洪武正韵》,才将当时首都建康(南京)市民中通行的“官话”定为官方用语。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江淮人北移,官话随之而传到北方地区。清朝,北京官话成为官方用语。雍正年间,为了推广北京官话,在粤闽等地设立“正音馆”,正音教师多系驻防旗人,这一事实表明,当时的北京官话已经加入许多满语因素,成为满汉的共同语。与正音相比较,它的特点是:尖团音不分,塞音韵尾全部失落,入声变为平、上、去声,鼻音韵尾-m并入-n,出现翘舌声母和儿化韵,同音字大量增多,单音节词大量减少。民国时期的国语,今天的普通话,保持着北京官话的基本特点,而跟古代的雅言及正音差异很大。

二、“方言足证中原韵”

作为早期汉民族共同语的雅言和正音,其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带已不复存在,但从全国各大方言来看却并没有消失,它们的大量因素保存于今天的粤语和客家话。正如晚清广东诗人黄遵宪所言:“方言足证中原韵”。

粤语保存着雅言的大量因素,有其历史原因。粤语形成的汉代,儒家学说处于“独尊”地位;而粤语的形成地广信(今广东封开及广西梧州),正是当时的岭南首府和儒家经学中心。从中原迁徙至此的士人传播儒家经学,便传播了雅言;没有文字的百越土著在接受儒家经学时,也就接受了雅言,雅言逐步成为汉族移民和百越土著的交际语言。而百越土著在转操雅言时,必然将他们语音、语序等方面的习惯带到雅言中来,同时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这样就形成一种具有百越语的色彩的雅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六朝期间,中原战乱,进入岭南的汉族移民激增,不少中原望族举家南迁,落脚于百越聚居之地,以儒家礼仪之道教化团结当地土著民众,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成为威震一方的土著首领。随着儒家礼仪文化的传播,粤语也就逐步在西江流域和两广交界地区通行,并形成自己的音系特征与分布格局。与此同时,中原一带的雅言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到唐朝安史之乱后便逐渐消失。而粤语没有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因此保存着古代雅言音系的主要特点。

客家话则保存着正音的大量因素。客家先民也是中原移民,但他们迁徙的时代、线路与方式跟广府先民有所不同。广府先民南迁始于两汉盛世,且一次到位,正如罗香林所述:“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客家先民南迁虽然始于西晋永嘉之乱,但他们大部分先落脚于颖、淮、汝、汉诸水间,也有部分远达鄱阳湖平原甚至进入粤东北,例如刘宋史学士程旼,举家从义阳郡(今河南灵宝)迁至粤东北,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广东客家先贤,南齐以其姓在此新置程乡县。在唐末及北宋末年中原两次战乱中,客家先民继续南迁,几经辗转,汇集于当时比较平静的赣闽边界地区,以宁化石壁村为中心生息繁衍。南宋末年,元军攻破临安,文天祥在赣闽边界集聚力量,继续抗元,大批客家人投身战场。宋亡后,他们为免遭元兵血洗而移至粤东北山区,以梅州为大本营。此后,中原汉语因满蒙语的成分加入而发生裂变,客家人清楚地知道这种裂变,因而牢记“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格言,始终不渝地固守祖宗传入的正音,拒绝接受带有满蒙语言色彩的官话同化。

词汇是语言中反映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要素。粤语与客家话都脱胎于古代汉民族共同语,因而基本词汇比较相似,尤其是所保存的古汉语词比较一致,例如“佢”(他)、“著”(穿)、“颈”(脖子)、“面”(脸)、“翼”(翅膀)、“屋”(房子)、“几多”(多少)、“旧时”(过去)等,都通用于粤语与客家话。然而,由于它们通行于不同地理环境,因此其中的一般词汇则有着不同的特色。客家人自称“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定居于山区,注重保持母语的纯洁,因而客家话的词汇系统相对比较单纯,吸收其他语言和方言的词语较少。粤语通行于珠江三角洲及粤西、桂东的沿海沿江地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古百越语及外来语言的因素,因而其词汇系统凸显多元化的特色,本地与外来交汇,传统与流行交融。其中外来词语和流行词语之多,在各大方言中首屈一指。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来词语和流行词语风靡全国,成为粤语的标志之一。

三、互相交错、互相兼容的分布格局

粤语与客家话有着不同的分布特点和扩展方式。粤语沿江分布,其扩展呈现推进式;客家话沿山分布,其扩展呈现散发式。因此,随着使用人口的增长与流动,两种方言在分布上便出现相互交错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笔者参与《广东省志 · 方言志》的编撰工作,负责《概述》部分,为此对全省方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粤语与客家话交错分布的区域遍及全省有40多个市县。其中清新、佛冈等县,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广府村”和“客家村”。粤语与客家话在分布上不仅互相交错,而且随着时代变迁而互相更替。例如南雄珠玑巷本是广府民系的“祖宗故居”,元朝之后,那里的原住民大部分迁往珠江三角洲,赣南的客家人随即进入,这一带也就变成客家方言区;封开古属广信,是粤语发祥地和早期中心,及至明清之交,客家人不断向西迁移,因而在该县的平凤、江川、渔涝、七星等镇出现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岛;珠江三角洲自唐朝以来一直是粤语的中心区,清朝康熙颁布“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此令解除之后,一些客家人便来到曾经坚壁清野的南海之滨,于是在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江门乃至广州、香港都出现新的客家方言区以及星罗棋布的客家方言岛。进入近代,珠三角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粤语呈现前所未有的强势,这一带的客家方言区又逐步演变为“客粤双方言区”,内部生活使用客家话,对外交际则使用粤语。随着粤语的不断推进,这种“客粤双方言区”从珠三角一直延伸至北江、东江流域及粤西山区许多城镇,成为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互相兼容的见证。

毋须讳言,广府与客家两大民系也有过冲突。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四邑地区就发生过一次“土客械斗”。这里的“土民”即广府人,他们多数在宋元时期从珠玑巷一带迁来,与原住民融合,他们的方言也融入这里的粤语而形成一种新的次方言——四邑话。客家人则是清朝康熙“迁界令”解除后进入的,他们以宗族为单位聚居,形成许多“客村”,大部分佃种土民的田地。咸丰四年(1854年)爆发洪兵起义,官府发动当地士绅招募客家佃农对付洪兵,于是出现了多支“客勇”。这些“客勇”对土民素有积怨,趁机报复,“佯托官军,诬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土民不堪其害,群起“逐客”,从而引起械斗。洪兵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官府转而清剿“客匪”。直至同治六年(1867年),这场历时十余年的土客械斗才告结束。民国《赤溪县志》记载这场械斗时称:“只因方言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两败俱伤。”显然不合事实。回首千年,广府人与客家人共处于岭南这片土地,固守各自的母语,但从来没有要求他人放弃自己的方言。虽然出现过“土客械斗”这样令人遗憾的事件,而两种方言互相交错、互相兼容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要素之一,正因为珠江文化由多个民族、多个民系文化构成,具有多元兼容的鲜明特征,所以保持着历久常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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