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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简介  

2017-02-27 10:57: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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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简介

郭国胜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即是资料性的,又是著述性的。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为世界其他民族所羡慕。关于地方志的功能,后世概括为“存史、资治、教化”六字。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在中国历来图书分类中,它不属于文学类,也不属于史学类,更不属于地理类,它属于科技类。与国家正史相比,地方志以内容广泛、资料丰富见长,正如梁启超所言:“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藉,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地方志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也非起源于一部著作,是古代国情资料等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地方志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体例、内容、思想观点等方面。纵览中国地方志发展历程,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一、宋代以前的原生态发展

方志的名称起源于先秦,最早见于《周礼》,其“地官司徒”记载:“诵训,掌道方志。”即“诵训”的职责是掌管天下方志,为君主提供国情咨询。最早的志书如《禹贡》、《周礼》等仅大致反映山川、风俗、物产而已。汉代郑玄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这些都是各诸侯国的史书,郑玄把它们也列入地方志范畴。

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度,是地方志书产生的政治基础。统治集团为了对国家实行有效管理,迫切需要了解各郡县的版图疆域、山川、土地、户口、赋税、物产,以及吏治、民情等,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西汉实行上计制度,地方政府每年上交一次计书,计书中既载年内各类统计数字,又载遗文古事、人物善恶,略相当于现在的地方综合年鉴。县、邑、道上于郡国,郡国上于朝庭。计书分正本、副本,太史据正本撰作国史,丞相据副本制定政令。但计书仅记载地方一年静态的情况,不能反映一方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古今变化动态的脉络,故对地方志的呼唤日趋强烈,至东汉便出现了郡书。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第一个下诏修志的封建皇帝,当时修的就是郡书。郡书以记人为主,多记乡邦先贤、耆旧节士,用以叙功劝善,增光郡国。到隋唐以后,志书中的“人物传”取代了郡书,郡书退出历史舞台。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打破了《禹贡》以自然地理分区为纲的体例,创立了以现行行政区划为纲的体例,是全国性区域志的开山之作。东汉袁汤是最早阐述方志理论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地记最为发达。地记是分地记载境界、山川、风土、人物的早期志书,但缺政治、经济内容。晋武帝太康三年(282)编纂的全国总志《太康地记》,是方志“断代为书,建元表号”之始;陆澄的《地理书》是方志史上第一部方志丛书。这一时期,地记、郡书已有靠拢合一的苗头,已形成现代方志雏形,初步呈现繁荣景象。“方志”的涵义也基本稳定下来,而且被人们广泛采用,一直沿袭到今天。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挚虞的《畿服经》、常璩的《华阳国志》、阚骃的《十三州志》等。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修志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由朝庭统一颁发命令,各地普修图经,定期向上进呈,朝庭设专官典掌,构筑了稳定的修志工作制度,出现了大规模有组织的修志局面。图经由“图”与“经”两部分组成,图即地图,经即文字说明,也就是将地图与地记同置于一卷之内,向着定型方志过渡,但内容偏重地理。隋文帝登基当年,即命庾季才、庾质父子撰《地形志》。隋炀帝调集虞世基等50余名高官、鸿儒,编修《区宇图志》1200卷,其规模之大,篇幅之巨,前所未有。唐初,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经太宗特许,在府中设置文学馆,自行引招学士,纂修《括地志》,一时“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若市。”历时四年之久,修成《括地志》550卷并《序略》5卷,获太宗嘉赏。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全国性总志,开启了由图经向定型方志的过渡,为后世志书图置全书之首的体式奠定了基础。樊绰撰《蛮书》,是现知较早的一部分门别类的综合性志书。这个时期方志理论也得到长足发展。唐太宗李世民的《赐魏王泰诏》是现知方志发展历史的最早论述;魏征系统论述方志发展的沿革源流,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颜师古开方志批评之先河;刘知几分类详论志书的优劣得失;贾耽“通天下之志”,不仅编撰志书数量多质量高,而且更是方志理论大家。

二、宋代以后的学科建设

宋代是方志体例的承前启后阶段,是方志发展史上重要转折点。宋以前,地方志是为广义的方志,多数表现为地理书,少量为史书,史为政治史,志为地理志,如图经、地记,记地、记人、记物,各为专书。宋代“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兼采史、地,汇于一编,经济、政治、军事、人物、艺文等综合性内容逐渐占据志书的主导地位,而地理只是志书的一个门类。地方志“横分门类,竖写史实”的体例格局逐渐定型,成为狭义的、今天通常意义上的方志。清代学者郭嵩焘说:“地志体例,经始于北宋,至南宋而始备。”历经元、明、清、民国及现在,虽然有所破例发展,但终究没有改变大体格局。宋代志家学者对方志的渊源、性质、内容、体例、编纂方法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建立起了方志编纂学,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修志活动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跳出地理范畴而纳入史的成份,创新方志体例,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赵彦若、曾肇的《九域志》完成了图经向方志的转化;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的《新安志》历来被方志学界列为上品;周应合的《建康志》被后世修志人奉为圭臬;高似孙的《剡录》开志书设置大事记之先河;宋敏求的《长安志》首创志书附录栏目。

元、明是方志继续发展时期,宋代定型的方志体例,在这一时期基本稳定下来,得到充分发展,志书的品种、内容、体例更趋完备。

元、明时期的修志活动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编修全国总志。前代虽有全国总志的纂修,但很少自上而下地发动,多是王公、宰辅、史官、学者凭借秘府藏书、职务便利或个人搜集资料纂修的。元、明两代,通过纂修一统志,把全国动员起来,带动各级、各类志书的纂修,在方志发展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宋以前,封建君主为标榜文治武功,宣扬君权神授,多举行封禅仪式。宋以后,则以修全国一统志来宣扬功绩,“盛世修志”成了一种富含政治意义的文化时尚,甚至成了皇权正统合法的标致。

元世祖忽必烈“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首先编纂《大元一统志》,历时18年,共计600册1300卷,后世学者评价它“最称繁博”。编纂过程中,皇帝屡颁诏书,政府频行文移,实际上是对全国修志工作的大发动。元代已出现省一级通志,地方志书虽然不多,但堪称名志佳作者却不少。如《旌德县志》由著名农学家王祯主编,是中国方志史上第一部以木活字印刷的地方志书;《齐乘》为一部名志;《大德昌国州图志》有图有志,已属于定型方志;《长安志图》则开始重视国计民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伊始,即开展《大明志》的编修。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政权后,为粉饰其皇位正统,亟需编修一部全国总志,甚至派高官、专家赴各地督促、指导。为确保志书质量,成祖两次向全国颁布统一的修志“凡例”,是封建王朝最早制订的全国统一凡例,对志书的内容及体例都作了统一规定,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可惜,他死后其志书也随之夭折。明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代宗即位。瓦剌部见英宗失去讹诈的价值,便放他回来,被代宗安置在南宫。代宗为增加其皇位的合理性、合法性,匆忙编修一统志《寰宇通志》。然而主编水平有限,又太抢工期,该书质量并不高。《寰宇通志》印装完毕时,恰逢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辟。英宗因“修志乃国家大政所关,岂能让景泰(代宗年号)专美于前”,以《寰宇通志》质量不高为由,禁止颁布发行,并立刻组织力量,在《寰宇通志》基础上重修一统志,赐名《大明一统志》。明代因纂修全国总志,数度编订“凡例”,命儒臣分赴各布政司催促纂修通志,布政司又向府、州、县索取资料,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设局修志,规模宏大。由于统治者高度重视,由于社会舆论的强力推崇,修志成了士大夫身份和个人修养的标签。各级地方主官密集修志,固然是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政治任务,更是“仕而优则学”的一种儒士风雅,终形成“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的局面。明代志书品类齐备,应有尽有,除省级通志及府、州、县志外,还出现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等前代所没有的志书。明代志书内容丰富,注重掌故,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地方史料。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逐级行文、颁发志例、申详呈报、严格审查、定期修志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志工作制度,推动了修志事业的空前发展。清代修志工作的特点:一是学者参与修志,治学严谨,不取容苟合,使修志成为一种科学的著述事业;二是形成不同流派,其中纂辑派依据载籍,言必有征,撰著派重在自撰,成一家言,两个流派分庭抗礼,争鸣不休,成为清代方志文化的一道亮丽景观;三是更加讲究编纂方法,严禁私人修志,明确修志为政府职责,志书质量不断提高。清代出版的志书在6000种以上,这还不包括乡土志、里镇志,以及亡佚的志书。清代志书不仅数量浩繁,品种齐全,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内容充实、体例精当、史料价值颇高的名志佳作。钱大昕纂《鄞县志》、戴震纂《汾州府志》、孙星衍纂《松江府志》、章学诚纂《和州志》、汪士铎纂《江宁府志》、郑子尹纂《遵义志》、黄本诚纂《新郑县志》等,在方志界都久享盛誉。同时,清代方志理论研究也极其活跃,新论勃兴,名家辈出。康熙、雍正、乾隆都不失为方志学专家,顾炎武、方苞、戴震、孙星衍、洪吉亮、鲁一同、林则徐等人,在方志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全面系统地开展方志理论研究,一改以往志家多在志书的序、跋、凡例中阐述各自的理论见解,撰写专门的方志学术论文,集历代方志理论之大成,创立方志学,使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标志着方志理论已经成熟。清代的方志实践和理论成果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是中国方志史上的鼎盛时期。

有清一代,三修一统志。一修由方苞等人任总裁官,历时57年,计342卷;二修由和坤等人任总裁官,历时20年,计500卷;三修由穆彰阿等人任总裁官,历时31年,计560卷。《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是在皇帝直接控制下进行的,设立一统志馆,任命总裁官、副总裁官,以及纂修官,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由皇帝随时指示。乾隆帝甚至亲自审阅《大清一统志》稿,裁定志书,要求“随缮随进”,这在封建帝王中是不多见的。乾隆帝还就“人物志”的撰写提出了“瑕瑜不掩,公论自在”的原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可取的。由于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高度专业,三部《大清一统志》都质量上乘,超过了《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后来居上的名志。

民国是方志变革时期。国民政府内政部于民国18年(1929)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又于33年(1944)、35年(1946)两次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从民国成立至抗战爆发,出版志书较多。其中傅振伦主编的《新河县志》既可征文献,又切于实用,被推为近代新型方志;黄炎培主编的《川沙县志》,开创志书设置“概述”之先河;魏青鋩主编的《汲县今志》,是中国不多见的妇女私撰志书。民国志书在内容上更重视新政、重视科学、重视经济、重视革命斗争,在思想观点上适应时代变革,不断发展创新。民国方志学研究空气浓厚,除志家学者撰写大批方志学术论文外,更有许多重量级的专著出版,反映方志学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李泰棻著《方志学》,于民国24年(1935)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第一部以“方志学”名书的专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颇大;傅振伦著《中国地方志通论》,于民国24年(1935)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系统完整的方志学专著,内容博洽,颇多新意,在方志学界很有影响;黎锦熙著《方志今议》,于民国30年(1941)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编纂学专著。民国时期方志目录学也很发达,学者们编制出一批方志目录及方志提要。其中瞿宣颖撰写的《方志考稿(甲集)》是最早的一部独立成书的方志提要目录。总之,民国时期处于旧志向新志过渡阶段,对旧志既有继承,又有变革,但没能完成这一变革。这一艰巨的任务,已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今修志人肩上!

三、新中国的探索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1958年以前,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倡议编修地方志,全国大部分省、市、县也开展了这一工作。但由于后来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冲击,未能进行下去。

1977年,全国部分市、县开始自发修志。1979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建议全国开展修志工作的群众来信上批示“大力支持全国开展修志工作”,有力鼓舞了地方志的编修。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6号文件,提出“号召编史修志,为历史服务”。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后改名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举办地方志研究班,分片对全国各地区的修志骨干进行理论培训和实践经验传授。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随即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首次地方志规划会议,草拟并原则通过《1983~1990年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及设想(草案)》和《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实施方案》,明确“六五”计划期间新修地方志成果项目,并且对“七五”计划期间地方志的发展提出设想。1985年7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授权发布的对新方志编纂作出明细要求的文件。同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的通知》(国办发[1985]33号),将地方志编修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职责范畴之中,为新方志编修的全面兴起提供了组织基础与保障,推动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三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持召开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组长曾三作了《为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而开拓前进》的主题报告,198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曾三的报告。这是中国方志学两千多年发展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盛会,标志着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政府修志职能被进一步强化和制度化。1998年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以替代原《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参与,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的修志工作体制,为新方志编修事业提供了思想与组织保障。2003年,全国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基本完成,共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5000多部,约36亿字,出版4万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名山大川志等类别的志书;出版了一批大型旧志丛书;大量综合性方志学著作相继面世,著作迭出;方志目录提要与考录著作成果丰硕;多种方志通考、考评之作相继出版;此外,在方志索引的编制方面,在方志文献汇辑研究方面,皆结撰出诸多成果。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体系和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体系的研究,繁荣了方志学理论园地,促进了对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探索。2006年4月1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国家人事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会议表彰了在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275个,先进个人494人。各省地方志机构负责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陈进玉主持会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国家人事部副部长陈存根分别宣读了《关于表彰全国方志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的决定》和《关于表彰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会议总结了已开展二十多年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并成为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结束的标志。

随着首轮修志工作的完成,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随即展开。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国务院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为方志事业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法制保障。

总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取得了空前成就。第一,奠立了现代方志编修事业发展的组织基础、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第二,培育了大批方志学专门人才;第三,方志编修取得了丰硕的实物成果;第四,现代方志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成就;第五,旧方志的整理出版以及新、旧方志的开发利用获得诸多成绩;第六,拓展了方志学新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第七,方志编修事业发展中的法制建设获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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